胡跃高：当前中国农业安全问题的认识

21世纪初，中国面临多方面挑战。根本而言，决定我们能否全面迎战并最终并取胜的关键，要看我们的农业能不能持续生产出足够数量，并且质量合格的农产品来。放眼世界，一切民族、地区、社会与国家，直至整个世界，要步入可持续发展之路，就非从农业抓起不可。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与农业资源关系最紧张的大国。农业资源经过近万年连续开发利用，土壤基础肥力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高强度经营农业，全国后备耕地资源枯竭、水资源短缺，且污染问题严重；未来一段时间，总人口仍将增长，食物总量需求压力保持增长态势；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下，国际粮食市场主导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全球气候变化等不确定性问题客观存在；常规现代化建设中重工轻农思想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等。上述多方面问题交织纠缠，使我国农业安全领域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形势，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建设的软肋。概括起来，国家农业安全状况可从5个方面来认识。

食品安全问题

我国为世界第一大化肥使用国、第一大农药与添加剂使用国、第一大饲料蛋白质进口国。化肥、农药、除草剂、生长调节剂、动物饲料添加剂生产种类长期监管不严，使用随意；新投入品入市程序简单，未认真把关，是食品安全问题泛滥的根因。部分菜地化肥年使用量甚至超过1吨/亩，违禁农药屡禁不止，饲料激素类、抗生素类、重金属类添加剂监管稀松，屡屡导致蔬菜、水果、粮食、动物产品存在产品污染问题。上述问题加之多年来水土资源环境、生产过程、生产产品间重重交叉污染，恶性循环，使食品污染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这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第一种表现。

食物或食品在加工储运过程中，出于商业利益考虑，有时加入抗氧化剂、防腐剂、稳定剂、调味剂、着色剂、塑化剂、改性剂（如三聚氰胺）等；另外，在鲜活农产品商贩销售过程中，出于保鲜考虑，间或加入各种违禁品，人为塑造虚假商品品相。上述现象在行业内部或者习以为常，或者心知肚明，相互会意，日复一日，已孽生为市场行为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中参与劣化，甚至毒化消费链。这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第二种表现。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餐饮业迅速发展。餐饮业知识经验基本来源于传统习惯或外部导入。因近期市场化动力驱动，使得餐饮加工指向基本为取悦于消费者即时的色香味感觉，故此新型调味剂时有引入。或用其名异其实，或以古今中外餐饮食材、烹调剂为原料，随意组合，以娱消费者，从而导致餐饮食品质量问题时有发生。这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第三种表现。

食品安全问题本质上为食材种类结构与其数量结构变化的函数问题。1952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者合计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3.12%，1977年变为77.47%，2010年则为89.33%。此即主粮越来越成为人们食物构成的主要部分。而与此同时，杂粮作物产量比重则由1952年的7.35%降低为2010年为0.76%，基本上退出了国人的食谱。此外，我国在蔬菜、水果、动物产品种类结构多样性已经迅速减少，形成宏观层面传统食物大遗失的局面。从食物结构看，1977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297.7kg，占有植物油2.1kg，占有糖2.6kg，占有肉类8.2kg，占有奶类1kg，占有水产品4.9kg，占有水果8kg。2011年有关9项指标则依次为416.8kg，19.5kg，10.2kg，58.1kg，26.7kg，40.9kg，93.4kg，20.5kg，49.4kg，呈现出动物产品比重成倍提高，动植物脂肪、食糖消费量显著增加的结构性变化特征。这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第四种表现。

此外，我国历史上不曾使用棕榈油，大豆油使用量极少，动物生产中豆粕、玉米使用量稀缺。今天则大量、超量食用、使用；许多农药、除草剂、生长剂、抗生素、激素类、调味剂、调色剂、塑型剂等化学产品，未经长期严格考察就进入生产领域，长期不能根除；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舶来快餐提供的食品与国人的饮食习惯大相径庭，在各地纷纷设店经营。大量陌生的此类生物资源、化学品、快餐店的同时引进，铺天盖地进入国内，不断变换色彩，交叉嫁接，混入民族食谱，大大增加了膳食结构的波动性、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这是食品安全的第五种表现。

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短期内发生的五个方面的激变，已经显著影响到公众健康。据卫生部统计，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超过2.7亿人，位居世界第一。每年心脑血管病（包括心肌梗死、脑中风等）死亡人数约300万人，约占总死亡人数的30%左右，为我国第一死亡因素；癌症方面，2008年4月全国第三次死因调查结果显示，与30年前相比，全国癌症死亡率增长80%以上，癌症在城市列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的死因。我国新发癌症病人占世界的20%，癌症死亡病人占世界的24%。每年死于癌症的病人接近200万，死亡人数居世界之最。癌症是我国第二大死亡病因；糖尿病方面，1979年，我国发病率为0.67%，2013年报道为11.6%，远高于6.4%的世界水平，另有1.482亿人为糖尿病前期人群。我国为世界第一糖尿病大国。

食品安全为社会公众健康的根本基础。我国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患病率和患者规模在短期内井喷式上升，同时上升为世界第一，呈突发、高发、普发、续发态势的事实举世罕见，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全局性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客观存在。

粮食安全问题

我国粮食纯进口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当年粮食进口规模占粮食消费量的3.7%。之后进口速度加快，2012年粮食进口规模达到7236.8万吨，当年国际市场依赖度为10.9%。受粮食进口关联影响，我国在植物油、动物蛋白质饲料方面已经形成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局面。

1949年后我国粮食生产发生过两次大跌落。第一次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产量比之前的1958年水平降低30.9%；第二次是在2003年，比1998年水平降低15.9%。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2003年之后国家重视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一连增，但由于多种因素作用，恢复增长缓慢，年单位面积增长量、年增长规模、年平均增长率处于1949年以来的历史低水平状态。国内粮食生产正在经历1949年以来难度最大的爬坡过程，增产前景不容乐观。

我国水资源分布大体上南方比北方为81:19，自古形成了粮食生产南重北轻的局面。但这一情况早已发生逆转。1980年南方与北方粮食产量比为57:43，2013年为42:58。其中，辽、吉、黑由11.1%增长为19.5%，冀、鲁、豫由18.9:%增长为22.6%，西北地区由11.8%增长为15.7%。水源匮乏的东北、华北、西北越来越成为粮食输出地区，水源丰富的东南、中南、西南比重则同步降低。每一吨粮食凝结着大约1000方水。上述西粮东调，北粮南调大势加重了我国北方与西部地区以水资源为中心的生态环境压力。

与果树、蔬菜及其他经济作物相比，我国每亩地粮食年收益约为300-1000元不等，相当于经济作物年收益量的1/5~1/10，约为近期3-10天的农民工工资。这种格局或十几年、或几十年长期定格固化，致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种植粮食，种粮成为了种植业不受欢迎的生产选项。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很少在粮食生产上投资。粮食生产只剩下了规模化、合作经营一条路可走。规模化、土地流转、合作经营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复杂关联，一时难以迅速推进。此外，现行农地规模化经营倾向于师法欧美，因而很容易滑入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机械化等石油农业轨道。而这已被事实证明会产生系列副作用。两方面因素使得粮食生产规模化问题阻力重重。随着时间推移，国内粮食生产形势总体在恶化。

我国陆地面积占世界的6.4%，耕地占7%，草地资源占7%，林地资源占3.1%，湿地资源占6.7%，淡水资源占6%，磷矿资源占36.7%，钾矿资源占2.2%，煤炭资源占19.2%，石油资源占1.4%，天然气资源占1.1%。经历近代以来连续高强度开发，粮食生产后备土地资源、水资源濒临枯竭，同时荒漠化问题、水源紧张问题已经爆发。新增有价值粮田的难度在加大。加之粮食生产大面积增产的科学技术成果缺乏，我国粮食生产稳步增产的潜力储备不足。

综合上述5方面情况，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已经客观存在，如果不进行战略性建设，可能进一步恶化。

农村牧区社会安全问题

乡村社会安全包括农村社会安全与牧区社会安全两部分。近期农村的巨变发生在1978年之后，牧区则在1986年之后。一直到1998年，我国城市化率才达到30.4%，之后步伐加快，2011年达到51.27%，城市人口过半。城市化率年增长量为1.6个百分点。《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何宇鹏，2013）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其中16-40岁占61.7%，41岁以上占38.3%，而同期农村劳动力中41岁以上部分占75%左右，我国乡村农村已经进入老龄化时代。我国城市化进程仍在进行中，现实情况已经明朗，即只要向城市继续转移农民工，农村活力就将迅速降低，城乡人口质量剪刀差趋于拉大。伴随乡村学校撤点归并，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弱化形势不易改观等多因素作用，农村越来越只剩下家庭综合实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末代农民” 39 38931 39 15288 0 0 2527 0 0:00:15 0:00:06 0:00:09 2929体，农村生机趋向于弱化，相当部分农村社会趋于解体。

大量农村青壮年带着生产技术、生活经验进入城市，开始认识新的环境并流动生活，对于农民工本人来说是在接受教育，成长发展。但他们数以亿计、成十年在外，甚至永久离开乡村，“农二代”几乎100%转变为城市人的客观现实，相当程度上在丢失乡村文化传承载体，丧失文化创新主体。我国乡村正如同在经历一场“大出血”，农村文化普遍陷入衰落境况。

世界多数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例小于1.6。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工业化政策，造成长期城乡收入不平衡问题。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为1:2.36，1984年曾一度缩小为1:1.71，之后再度反弹。1992年与1978年持平，2011年为1:3.13。长期重城轻乡政策，塑造了全社会“贱农贱乡”的观念。本世纪初，资本势力成型，开始向乡村渗透，城乡矛盾随之尖锐化。《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社会群体事件呈继续上升趋势，其中征地拆迁引发事件占一半左右，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引发事件占30%左右。两类纠纷相当程度上属于城乡矛盾性质，在众多社会矛盾中城乡矛盾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历史上社会矛盾多为阶级矛盾对立导致改朝换代，城乡对立问题从未真正出现。但从近期发展趋势看，我国乡村正陷入有史以来从未遭遇过、最深刻的城乡矛盾对立为基础的存亡危机之中。这无疑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对的重大战略性挑战。

自然地理系统安全问题

国家级地理系统可分为耕地、草地、林地、湿地与水系、沙地、社区六个子系统。我国地理系统安全状况如下：

耕地能力包括耕地数量与质量两方面。2008年我国有耕地18.26亿亩。2013年完成的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高于这一数目。从发展趋势看，国家每年有约300万亩耕地被批转为建设用地。根据占补平衡政策，各地近期基本维持了总耕地面积不变状态。但21世纪初尚存的1亿亩后备耕地资源已告罄。受地方土地财政及有关建设影响，保持耕地总量18亿亩红线正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地方土地资源保障操作中受占水补旱，占近补远，占川补山，占优补劣行为影响，以及化肥、农药、除草剂不当使用，加之连年但一作物重茬生产，水利建设与需求不平衡，秸秆焚烧，动物排泄物循环路径阻断，耕作制度失序，荒漠化，水源、土壤与空气污染，气候变化等因素作用，耕地质量总体呈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近期一项对西部地区农村1251人的调查显示，认为土地退化处于发生、劣化阶段的人数比重分别达到37%、41%。

我国存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问题。地理空间分布错位，南方与北方耕地面积比为35:65，水资源分布比为81:19。年度内60%-80%的降水集中分布在7、8、9月，年际间旱涝变幅大。受近代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等影响，水资源危机呈全局性爆发态势，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种：水体萎缩。1949年以来，已有500多个湖泊干涸，黄河、海河、淮河等大量河流减流、季节性断流、永久性断流；地下水超采。全国地下水年超采量44亿方，已形成100多个漏斗区，海河流域已经形成近10万平方公里的全世界最大的漏斗区。近期一项关于西部12省的调查显示，66.5%的认为近10年来当地地下水位在下降，其中内蒙古、新疆同一比例分别占79%和78%；冰川消融加速。1962年至2006年间，乌鲁木齐一号冰川面积减少了14%，新疆监测的1800条冰川在过去26年内总面积缩小了11.7％。林业总局近期公布，2003年我国有湿地面积37.78万平方公里，2013年统计减少了3.4万平方公里，减少了9%；水源污染严重。2007年统计，全国主要河流水质超过Ⅳ类占13.5%，Ⅴ类占5.3%，劣Ⅴ类占21.7%。大量工业污水、农业污水、生活污水直排偷排，造成水质劣变；大量发生沿海地区海水倒灌、海水富营养化事件及南方经济发展较快地区酸雨问题。总体而言，水资源问题在我国已经暴露。从南方到北方，从西部到东部，从海洋、陆地到冰川，从地下、地表到大气降水，从水量到水质都已经客观存在危机。

草地资源是重要的地理系统成分，更是草地牧业生产者赖以生存的资源基础。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为游牧文化为主的区域，草地资源在这一地区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生产作用。1950年至20世纪后期，内蒙古草场面积由8800万公顷减少为7370万公顷；1980年至上世纪末，新疆草场面积减少了16%；1988年至今，西藏、宁夏、青海草场面积分别减少了4.5%、1.9%、2.9%。西北地区草地面积呈整体减少趋势。在草地面积变化同时，草场发生严重退化。2007年新疆草地退化面积为4580万公顷，与1980年相比，退化面积扩大近10倍，草地退化率增长15倍；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形势同样严峻，1947年后的50年中草场退化率从18%上升到73.5%；半个世纪前，青藏高原地区高山草甸覆盖率为85%，2005年西藏一半以上的草场发生重度退化，1/10的草场明显沙化。近期在西部地区进行的789人的调查资料显示，61%认为植被退化主要发生在土地承包之后。

在我国耕地、湿地水系、草地面临巨大压力，在数量规模与质量结构发生不良变化的同时，沙地、林地与社区部分也在发生变化。沙地包括沙漠化、石漠化土地两方面，两者都属于荒漠化范畴。第四次荒漠化公告显示，2009年我国荒漠化、沙化最严重省份均集中在我国西北部地区，分别为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甘肃。与2004年相比，2009年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12454平方公里，年均减少2491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8587平方公里，年均减少1717平方公里。就当前局势看，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整体得到初步遏制，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有所减少。从较长历史时段考察，过去的3000年中，我国北方地区沙漠面积向南扩张了约300公里。近百年间，新疆、内蒙古沙漠呈扩大化趋势；北方黄土高原地带沙地扩张，水土流失严重；西南区、东北区荒漠化形势依然严峻。1986年至2006年，北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面积扩大了973平方公里；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在过去2000年间向南蔓延80～100公里；1996年至2002年，阿拉善盟全盟沙漠面积增加了24.7万公顷，年均增加3.53万公顷；2010年，我国喀斯特地貌区为44.99万平方公里，石漠化达到12.96万平方公里，所占比例为28.81%，比2005年增长6.5个百分点。其中2005年至2010年，云南石漠化面积增加了5953平方公里，增幅为20.7%。上述情况表明，对于沙地变异，我们必须继续保持清醒头脑。

林地是唯一发展较好的地理单元。近代发展过程中，我国林地资源经历了两个基本发展过程。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前，大量砍伐天然林，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第二阶段，1978年之后至今，持续大规模人工造林，林地面积恢复性增长。林地建设上目前存在幼龄林比重高，成材林少，南方林地相对较好，北方林地存在与耕地、草地、湿地争地争水，林地经济效益低，自我循环能力差，林材国际市场依赖度大等问题。

社区方面，近20至30年中，我国城市建设呈显著增长趋势。重庆市近25年中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近11倍，内蒙古、西藏、宁夏、青海、甘肃、广西、四川城市建设面积分别增长1.1、1.65、4、0.87、1.38、1.35和1.69倍；新疆、贵州近30年中建成区面积分别增加了4、5.1倍；山西、陕西、云南近10年中建成区面积增加了0.44、0.61、1.35倍。同时，工矿建设用地也呈增加态势。1996--2004年全国工矿区增长量占建设用地面积增长总量的48.5%。城市化高速发展加大了对水资源、土地、化石能源的需求，进而加大了对相关地理单元的压力。

完整的国家地理系统包括耕地、湿地与水系、草地、沙地、林地、社区六部分。我国六大地理单元同时表现出不同程度异变，显示自然地理系统结构整体不稳定，地理系统单元间关系紧张，地理系统潜在风险处于积累上升态势。

全球农业安全状况

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农村牧区社会安全、自然地理系统安全构成了完整的国家农业安全问题的国内部分。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深入广泛，一国农业安全已经不同程度地收到全球农业安全状况影响，甚至左右。我国已经与世界150多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间也存在农业交流活动。农业对外交流为我国重要的国际合作领域。2012年开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农产品进口大国，近两年情况表明，进口量仍在继续增长（见表1），农业系统已经成为高度开放的系统。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在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清楚了解与系统掌握世界农业体系状况，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战略

与技术问题。

表1   2001–2014年中国主要农产品进口量分析

进口项目	2001	2005	2010	2012	2014
小麦（万吨）	73.9	293.4	123.0	370.1	300.4
大麦（万吨）	236.8	217.9	236.7	252.8	541.3
玉米（万吨）	3.9	0.4	157.3	520.8	259.9
大米 （万吨）	29.3	52.2	38.8	236.9	257.9
谷类（万吨）	344.4	672.2	570.8	1398.3	1952
大豆（万吨）	1394.0	2659.1	5479.7	5838.5	7140
粮食（万吨）	1738.4	3331.3	6050.5	7236.8	10009
棉花（万吨）	11.3	265.3	312.8	541.3	266.9
油菜籽（万吨）	172.4		160.0	293.0	508.1
食用植物油（万吨）	167.5	621.3	826.2	960.0	787.3
糖（万吨）	120.0	139.0	176.6	374.7	348.6
蔬菜（万吨）	9.6	9.7	15.0
水果（万吨）	86.7	114.5	275.4	342.5
进口农产品总额（亿美元）	118.3	287.1	725.5	1124.8	1225.4

2010年世界谷物总产量为245766万吨，人口为689589万人，世界人均谷物占有量为356公斤。从结构来看，发达国家人均占有量为736公斤，发展中国家为293公斤。对照发达国家人口比重为世界总人口的14.32%，发展中国家比重为85.68%，可以明确判断，当今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全球人口仍在快速增长中。1900年世界人口总量为16亿，2011年达到70亿。预计2050年将达到92亿。必须指出的是，未来增长总人口中，90%以上的增长部分将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未来世界农业安全问题基本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引爆点为粮食安全问题。

严峻的事实是，世界范围内在与农业安全关联问题上均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压力。中国、印度、美国三大粮食生产国都面临着地下水位下降，淡水含水层耗竭；全球范围内的水源紧张度在整体上不断加大；尚有经济资源的国家存在农业安全问题或农业安全形势严峻问题，相对弱势的非洲、东南亚、南美洲的土地交易在持续升温，交易规模不断扩大。曾参加塞内加尔援助行动的法图·姆巴耶近期指出：“土地正在迅速成为新的黄金，哄抢正在继续”；“前往城市的无地农民、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日益边缘化的原住民、从南方国家前往北方国家的移民、因结构性危机致贫的人、没有未来的青年人­——受打击最重的人持续增加”。2011年联合国发布《世界粮食和农业领域土地及水资源状况》指出：“2050年，世界必须将粮食产量再提高10亿吨，并增产2亿吨畜产品，才能养活届时将达到90亿的总人口。过去几十年，集约型农业帮助供养了全世界饥民，但往往导致粮食生产所依靠的土地和水系发生退化。到2050年，这些岌岌可危的系统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恐怕已经不能做出我们所预期的贡献。就饥饿与贫困而言，后果不堪设想。”

除少数国家与地区外，世界食品安全问题、农村牧区社会安全问题、自然地理系统安全问题也已经全面爆发。人类事实上在世界农业起源后，经营万年之久，持续经营发展至今，第一次面临最严峻的系统性农业安全问题挑战。

全球农业状况不良，发展趋势紧迫，是影响我国农业的基本国际背景因素。除此而外，近期我国还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强烈竞争的叠加作用，从而增加了我国国际农业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例如2014年以来，乌克兰形势变化影响履行中乌粮食贸易协定，中国在柬埔寨水坝工程停工，中国在缅甸工程项目停建，在斯里兰卡港口在建工程项目停工等。此类事件表明，我国在国际农业安全合作方面仍需要继续努力探索发展。着眼于全球大局考虑，应当逐步回归到控制总量，平衡贸易，坚持自力更生为基础，独立自主的基本路线上来。

基本认识

从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农村牧区社会安全、自然地理系统安全、全球农业安全角度考察，我国农业安全问题已经客观存在，系统爆发。农业是全部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正在面临农业基础动摇的基本局面。历史上我国以农立国，农业从来就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一次次新生的根本基础。今天，这一基础已经发生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整体的根本性、深度异变，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保持警觉，研究解决。中国农业安全状况在全球范围内尚属中等爆发强度，中国农业安全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常规现代化，在于师法欧美模式。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中国是现存世界农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中国高速步入常规现代化时间只有30几年时间，探索未来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的道路，将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如何实现中国农业安全？如何实现世界农业安全？将成为1840年之后至今175年来，人类历史发展对中华文明智慧提出的最新考验题目。

主要参考文献

1、彼得.圣洁等著，必要的革命，中信出版社，2010

2、 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43-59页

3、 詹姆斯 W. 布罗克主编，罗宇等译，美国产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35页

4、、罗伯特.阿尔布里坦著，陈倩等译，大对比，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66页

5、莱斯特.布朗，《B模式2.0》，东方出版社，2006，序言

6、发展中国家肥胖人口30年来大幅增加，参考消息，2014年1月9日，12版

（文章作者：胡跃高，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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